潮汐与花岗岩的回响：圣约翰简史（上）

长河、堡垒与流亡者 - 圣约翰简史（上）

一座堡垒在复活节投降，宽恕的承诺随后变成绞索；一批效忠王室的人逃离美国，在海港两岸建起新城；一艘本地制造的木帆船驶向澳大利亚，把河口船厂的名字带到了大洋彼岸。

这些故事发生的地方，是圣约翰（Saint John）。但它的历史，开始得比堡垒、帆船和皇家宪章早得多。

一、长河的居民：欧洲人到来之前

在沃拉斯托克人（Wolastoqiyik）的口述传统里，河口曾被一只巨海狸筑坝堵住。上游水位不断上涨，营地眼看就要被淹没。人们向科卢斯卡普（Koluskap）求助。他挥动巨棒，击碎堤坝，积水重新奔向海湾；一块堤坝残片随水漂走，成为海中的岛屿。此后，海狸被变成小小的动物，再也不能用同样的力量威胁人们。[1]

今天，石锤地质公园（Stonehammer Geopark）仍讲述着这个故事。故事中的急流，就是逆流瀑布（Reversing Falls）：芬迪湾（Bay of Fundy）的涨潮冲进峡口，抵住下泄的河水，改变水流方向。岩石、潮水与河流的形成有自己的地质历史；在人们的口述记忆里，它们也有名字、性格与来历。

沃拉斯托克河（Wolastoq），意为美丽而丰饶的河流。沃拉斯托克人（Wolastoqiyik）的族名，便与这条河相连。他们沿流域捕鱼、狩猎，采集植物，利用木材、树皮与根须制作住所、器具和独木舟。食物并非全年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家庭的活动也随着季节和资源变化展开。鲑鱼的洄游、森林中的猎物、河岸可供停靠的地点，都是生活知识的一部分。[2]

桦树皮独木舟把营地、亲族与贸易伙伴连在一起。遇到无法安全通过的急流，人们把舟和货物搬上陆地，绕行后再下水。本特利街考古遗址（Bentley Street Archaeological Site）所在的山脊，便与绕过逆流瀑布（Reversing Falls）的古老搬运路线有关。今天城市里的坡地和道路周边，曾经是独木舟离水、重新入水的交通空间。[2]

新不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的考古报告记录了约一万二千六百至一万二千七百年

前的原住民活动证据；河口本地的遗址则保留着欧洲人到来之前数千年的生活痕迹。后来殖民者竖起旗帜时，抵达的是一个已经有人居住、使用和命名的世界。[2]

图01｜河岸上的沃拉斯托克人（Wolastoqiyik）贸易点，摄于布朗斯弗拉特（Browns Flat）。地点在今天圣约翰（Saint John）市界之外；这是后期历史照片。来源：新不伦瑞克省政府展览《Portraits of a People／Wolastoqiyik》第20页，图像署名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f Pennsylvania），编号139042；原展览图册。

二、河口争夺战：命名、毛皮与拉图尔堡（1604—1650）

1604年6月24日，法国探险家塞缪尔·德·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与皮埃尔·杜瓜（Pierre Dugua, Sieur de Mons）来到河口。这一天是施洗者圣约翰节（Feast of St. John the Baptist），河流于是得到法文名字：圣让河（Rivière Saint-Jean）。后来的英文城名也由此而来。[3]

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没有在这里建立永久聚落。可对于进入阿卡迪亚（Acadie）的法国商人，这处河口已经显出分量：独木舟可以从内陆带来毛皮，海船可以把货物送往欧洲。控制河口，也就握住了贸易出入的一道门。

1631年，夏尔·德·圣艾蒂安·德·拉图尔（Charles de Saint-Étienne de La Tour）在波特兰角（Portland Point）建立堡垒。今天，拉图尔堡遗址（Place Fort La Tour）位于内港东岸的海港步道（Harbour Passage）沿线。四百年前，这里兼有仓储、交易和防御功能，也卷入了法国殖民者之间的权力争夺。[4]

原住民商人把毛皮沿河运来，换走珠饰、铁制矛头与箭头。堡垒仓库一端接着内陆的猎获，一端接着跨洋贸易。多尔奈（Charles de Menou d'Aulnay）的主要据点则在海湾另一侧的皇家港（Port-Royal）。双方争的不是两座紧邻城堡之间的一小片土地，而是贸易收入、殖民权限和能够召来援军的关系。[4]

拉图尔（Charles de Saint-Étienne de La Tour）的主要对手，是夏尔·德·梅努·多尔奈（Charles de Menou d'Aulnay）。两人都主张自己的统治权限，也都需要毛皮贸易的收入。他们的冲突把阿卡迪亚（Acadie）拖进内战，甚至把波士顿（Boston）的商人与船只拉入战局。

1645年春，拉图尔（Charles de Saint-Étienne de La Tour）离堡求援。留下主持防御的，是他的妻子弗朗索瓦丝-玛丽·雅克兰（Françoise-Marie Jacquelin）。多尔奈（Charles de Menou d'Aulnay）率军进攻，堡中约四十五名守军面对人数占优的敌人。

堡垒的武装一度挡住进攻。对于人数有限的守军，木墙、炮位与仍可维持的防线，关系到他们能否继续坚持。进攻者必须夺下这处贸易据点，求援与增援却需要穿越海面，无法立即改变堡内的兵力。河口争夺就这样收缩到了这座堡垒之内。[4]

《加拿大人物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的记述，将战斗推进到三日激战之后的第四天——复活节星期日。攻击者突破防线，守军仍在抵抗。多尔奈（Charles de Menou d'Aulnay）提出给予宽恕，守军终于投降。

但投降并没有带来生路。按该传记所引的记述，俘虏随后被绞死，只有一人因充当刽子手而获免；雅克兰（Françoise-Marie Jacquelin）被套上绳索，逼着观看部下受刑。三周后，她也去世了。守军曾用武器争取生存，最后交出武器，却仍未得到允诺的宽恕。[4]

堡垒易主，毛皮生意仍将继续。决定交易价格和航线的人更换了，沿河生活的原住民却要面对日益扩大的殖民据点和土地占用。阿卡迪亚（Acadie）的争夺也没有结束，下一轮战争将把更多普通家庭卷进去。

三、家园被连根拔起：大驱逐与河谷战争（1755—1763）

1755年，阿卡迪亚人（Acadians）的生活遭到一场有组织的摧毁。

此前，法国移民及其后代已经在阿卡迪亚（Acadie）的河口、海湾和农田间形成聚落。英法争夺使他们反复面对效忠要求。英国殖民当局最终决定实施驱逐，军队拘押居民，将男人、女人和孩子送上运输船，分散运往英属北美其他殖民地。土地、牲畜与房屋被没收或毁坏，家庭也在押送和航行中离散。这场灾难被称为大驱逐（Grand Dérangement）。[5]

驱逐在不同聚落先后展开。博塞茹尔堡（Fort Beauséjour）陷落后被改名为坎伯兰堡（Fort Cumberland），成为英军行动据点。1755年夏末，附近居民被集中拘押、押送；大普雷（Grand-Pré）等地随后也经历同样的命令。原先以亲族、田地与教区维系的生活，被运输船分割成各不相同的去向。[5]

图02｜被迫登船的阿卡迪亚人（Acadians）。克洛德·皮卡尔（Claude Picard）的历史题材画《走向流放》（Le départ vers l'exil）表现1755年大驱逐；原作属于后世创作，场景关联大普雷（Grand-Pré），并非圣约翰（Saint John）河口现场。来源：Claude Picard；作品身份参见哈利法克斯公共图书馆的图文说明及缅因大学肯特堡分校藏品目录MCC-00473，第4项。图片使用项目现有文件。

圣约翰河（Saint John River）流域一度成为逃亡的方向。有人穿过森林寻找避难地，也有人在运输船上反抗。加拿大公园局（Parks Canada）记载，被押上彭布罗克号（Pembroke）的一些阿卡迪亚人（Acadians）制服了看守，最终在这条河上岸。原本驶向流放地的船，转而把他们带向一处暂时的藏身之所。[5]

然而，逃到河谷并不等于脱离战争。1758年，英国军队进入河口，建立弗雷德里克堡（Fort Frederick），并向河谷聚落推进。焚毁房屋、破坏粮食与驱逐居民，是军事行动的一部分。河口据点今天对应西区（West Side）内港岸边；战火则继续沿河谷向今天市界以外的聚落延伸。[6]

从1755年的驱逐，到此后的河谷战事，消失的不只是法国旗帜。居民失去的是已经耕作的田地、熟悉的渡口、亲属之间的距离，以及原来能够维持生活的村庄。1760年代，有些阿卡迪亚人（Acadians）重返海洋地区，却往往无法回到原有土地，只能在别处重新定居。[5]

河口随后经历新的驻防与贸易。1777年，英国人在高地修建霍威堡（Fort Howe）；今

天遗址仍在北区（North End）俯瞰港湾。六年后，驶来的不再只是军舰。另一场战争的失败者，即将带着家眷与行李，成批进入这处海港。[6]

图03｜1758年的弗雷德里克堡（Fort Frederick）与水岸，托马斯·戴维斯（Thomas Davies）绘。这是西岸英国据点，不是1645年的拉图尔堡（Fort La Tour）。来源：加拿大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Canada），馆藏6269；图像及藏品署名转引。

四、帝国的流亡者：登陆、建省与建市（1783—1792）

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走向结束。对于站在英国一边的人，和平并不都意味着可以回家。财产损失、政治敌意与战后的不安全，使许多忠诚派（United Empire Loyalists）离开原有住处，随撤离船队北上。

这一年，约一万四千名忠诚派经圣约翰河口（Saint John River）抵达，其中不少继续前往内陆。他们有退伍军人、商人、工匠和携家带口的普通人，也有逃离奴役、为英国一方服务的黑人。后来纪念活动常把登陆画成整齐庄严的一幕；实际安置却要处理船只到港、物资发放、土地测量和过冬住处等一连串难题。[7]

图04｜约翰·戴维·凯利（John David Kelly）笔下的1783年忠诚派登陆。这是二十世纪历史题材画，并非现场记录。来源：加拿大图书档案馆（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入藏号1939-61-1；作品署名与年代资料。

东岸形成帕尔镇（Parrtown），位于今天中心半岛（Central Peninsula）、上城区（Uptown）一带；西岸的卡尔顿（Carleton），是今天西区（West Side）的一部分。临时住处逐渐变成房屋，街道与地块被测划出来。土地何时到手、分在哪里，却很快成了新来者之间的争执。

忠诚派精英推动另设殖民地。1784年，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从新斯科舍（Nova Scotia）分出；1785年5月18日，皇家特许状（Royal Charter）将两岸聚落合为圣约翰市（City of Saint John），成为今日加拿大境内第一座正式建制市。首任市长是加布里埃尔·拉德洛（Gabriel Ludlow），首任记录官为沃德·奇普曼（Ward Chipman）。[7]

市长由殖民政府任命，城市事务交给市议会（Common Council）等机构办理。建市带来了征管、市场和公共秩序的安排，也确立了一批官员与有产者的优势。居民共享同一个城名，却不能同样接近权力；有的移民在拟订规则，有的还在争取一块能够安家的土地。[7][10]

圣约翰城市的拉丁语格言写道：

O Fortunati Quorum Jam Moenia Surgunt

啊，幸运的人们，你们的城墙正在升起！

这句话出自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漂泊的埃涅阿斯（Aeneas）望见迦太基（Carthage）正在兴建，羡慕那些已有城市可建的人。古代流亡者的感叹，被放进新港城的铭文。两千年前的史诗，为这些失去旧家园的人提供了一种讲述新开端的语言。[8]

可是，同年秋天，新城市已经闹出了选举骚乱。

殖民地首次议会选举中，聚集在下湾（Lower Cove）的反对派，与以市场码头（Market Slip）一带为据点的上湾派（Upper Cove）激烈争夺。投票连续进行多日，反对派支持者袭击了聚在马拉德客栈（Mallard House）的对手。英军出动，逮捕参与者。随后围绕验票与结果的争议，引发居民向政府请愿。[9]

当局的回应更加严厉：一项法律使超过二十人签名的此类请愿面临罚款和监禁。两名报人和四名坚持抗议的居民被起诉、定罪并罚款。1786年1月3日，新省的立法机关又在同一间客栈首次开会。国王街（King Street）一带的这处客栈，既见证了权力的争夺，也接纳了权力的成立。[9]

黑人忠诚派还有另一道更难跨越的门槛。1785年宪章以种族划定自由市民资格，限制他们独立经商、从事技艺工作和港口捕鱼。托马斯·彼得斯（Thomas Peters）曾逃离奴役、为英国作战，战后仍不得不为土地和待遇奔走。1790年，他远赴伦敦（London）申诉，后来参与推动黑人移民迁往塞拉利昂（Sierra Leone）。1792年，船队从哈利法克斯（Halifax）出发，载走了包括本地居民在内的一批黑人家庭。[10]

他们曾为自由而来，后来又为自由离开。港口还在接收新船，新城的机会却从一开始就分配

得并不平等。

图05｜约1815年，从霍威堡（Fort Howe）方向望向城镇与海港。查尔斯·特纳（Charles Turner）据拉尔夫·斯滕尼特（Ralph Stennett）画作制版。来源：加拿大图书档案馆（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复制参考号C-014143；历史图册及署名。

五、木材、风帆与远洋航线（1815—1860）

十九世纪前半叶，河口的财富越来越多地从森林中来。

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扰乱欧洲木材供应，英国的需求与关税优惠推动北美木材贸易。圣约翰河（Saint John River）及其支流连接腹地林区，木材沿水路下运，抵达下游锯木场，再装上海船。森林、河流、加工场与海外市场，被接成一条规模日益扩大的生产链。[11]

船厂进一步吃进了这些木料。船架立在岸边，木匠加工构件，铸造、绳索、帆具与装卸工作相互配合。卡尔顿（Carleton）、波特兰（Portland）的直岸（Straight Shore）与考特尼湾（Courtenay Bay），都成为造船和岸线生产的地点。前两处分别在今天西区与老北区（Old North End）一带，后者则是中心半岛（Central Peninsula）东侧的海湾。

图06｜1851年的圣约翰（Saint John）全景，约翰·威廉·希尔（John William Hill）绘，拿破仑·萨罗尼（Napoleon Sarony）制成石版画。与马可波罗号（Marco Polo）下水同年，画面展现风帆时代的城市与港湾；不是照片。来源：加拿大图书档案馆（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复制参考号C-011239；作品题名《View of Saint John》，作者及编号转引自Family Heritage历史图册。

1851年，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建造的马可波罗号（Marco Polo）在这里下水。第二年，它加入英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航运，船长詹姆斯·尼科尔·福布斯（James Nicol Forbes）率船从利物浦（Liverpool）驶向墨尔本（Melbourne）。这艘河口船厂造出的木船，终于有了令远方港口记住它的航程。[12]

1852年，马可波罗号（Marco Polo）以陆地间计时口径完成六十八天的去程，船公司也用这个数字宣传；返程七十六天，整趟往返不到半年。它把一条漫长的跨洋路线，变成了当年航运界注目的速度纪录。[12]

速度之外，船上还有另一种记忆。它从利物浦（Liverpool）出发时载有九百三十名移民，其中包括许多孩子。当年报纸报道，这趟航行有五十三名移民死亡，只有两名是成人。快速的船可以缩短海程，却无法消除拥挤航行中的疾病与死亡。一艘著名帆船，既承载造船者的荣耀，也承载乘客没有抵达终点的人生。[12]

画家随后把马可波罗号（Marco Polo）返回默西河口（River Mersey）的场景制成版画。帆、船身与旗帜出现在英国港口的水面上，建造它的手艺却来

自大西洋另一侧。它的名声，为本地船厂带来了可以展示的作品，也让造船繁荣有了一艘具体的代表。

图07｜马可波罗号（Marco Polo）返回利物浦（Liverpool），托马斯·多夫（Thomas Dove）绘，约1852—1853年石版画。画中船建于圣约翰（Saint John），地点在英国。来源：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National Maritime Museum），藏品PAH8531；皇家格林尼治博物馆藏品说明。图内原印航程文字有误，馆方说明已纠正。

同一时期，海港还产生了另一项改变航行的发明。罗伯特·富利斯（Robert Foulis）在1854年提出用蒸汽号角为雾中船只报警，装置于1859年安装在帕特里奇岛（Partridge Island）。加拿大公园局（Parks Canada）将它纪念为世界首个建成并运行的蒸汽雾号。压低能见度的海雾，催生了一种依靠声音辨认危险的办法。[13]

这轮繁荣也使河岸聚落不断扩展。米尔福德（Milford）和兰道夫（Randolph）一带的锯木、采石与居住历史，延伸在逆流瀑布（Reversing Falls）上游西岸，今天可沿米尔福德路（Milford Road）、格林黑德路（Greenhead Road）和自治领公园（Dominion Park）周边辨认。工作机会把家庭带到岸边，渡船又把他们接向河对岸的商店；这条地方渡船一直服务到1936年。[14]

就在木帆船把木材和乘客运向远方时，另一批跨洋船只却把饥荒的后果带到了河口。

六、饥荒越过大西洋：检疫岛与街头冲突（1847—1867）

1840年代，爱尔兰（Ireland）的马铃薯歉收发展成大饥荒（Great Famine）。饥饿、贫困与

疾病迫使人们出走。跨洋航行没有自动终结危险，抵达圣约翰（Saint John）的船上，斑疹伤寒仍在夺走生命。

Partridge Island的位置（Google Maps地图）

帕特里奇岛（Partridge Island）守在港口入口，距西区岸边约一公里。1830年设立的常设检疫设施，此时承受着远超平日的压力。1847年的疫情把病人与照护者留在岛上，城市近在眼前，却必须等到获准才能继续登陆。加拿大公园局（Parks Canada）的遗址说明记录了当年六百零一名疫情死者的集体墓葬。[15]

图08｜约1835年的帕特里奇岛（Partridge Island）与海港，玛丽·霍尔（Mary G. Hall）绘。作品早于1847年疫情。来源：加拿大图书档案馆（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复制参考号C-008744；历史图册及署名。

前往支援的詹姆斯·帕特里克·柯林斯（James Patrick Collins），本身就是爱尔兰移民。他少年时随家人来到本地，赴欧洲学医后返城执业，1846年与玛丽·奎因（Mary Quin）结婚。次年疫情恶化，他到岛上工作，不久也染上斑疹伤寒。

1847年7月2日，柯林斯（James Patrick Collins）去

世，年约二十三岁。他的女儿还未出生。遗体获特别许可，以铅棺密封运回城内；7月4日，近四千人参加送葬。这个刚开始执业、刚组成家庭的年轻人，成为城市为救助移民付出代价的一张面孔。[16]

图09｜帕特里奇岛（Partridge Island）凯尔特十字纪念碑，伊恩·麦肯齐（Ian Mackenzie）摄，2006年3月17日；纪念碑为后来兴建。来源：Ian Mackenzie，原文件及署名，CC BY 2.0，未修改图像。

幸存者上岸后，仍要争取房间与工作。爱尔兰移民进入码头、木材和建筑等行业，也在约克角（York Point）及波特兰（Portland）等地形成生活联系。约克角（York Point）位于今天内港东岸、市场广场（Market Square）以北、靠近磨坊街（Mill Street）一带，旧岸线后来已有变化。[17]

移民也组织起援助。圣帕特里克协会（St. Patrick's Society）早在1819年便已成立，向新来者提供经济及其他帮助。教会和社团使一些离乡者能够得到同乡支持，但有限的工作、拥挤的住处与宗教壁垒，并不会因为走过检疫关口而消失。[18]

宗派冲突很快把这些街道变成战场。1849年7月12日，橙带党（Orange Order）的游行经过当地，遇到天主教居民搭起的绿色松枝拱门。上午的队伍低头降旗通过，随后集结更多持械者返回，准备拆毁拱门。冲突在磨坊街（Mill Street）附近爆发，枪声与石块取代了游行，军队最终介入。[17]

两年以前，这些家庭还在设法逃离饥荒；如今，工作、宗教和街区归属又把邻居推到对立面。检疫制度接收了移民，街头社会却未必愿意接纳他们。

暴乱之后，司法的天平也没有摆平。被视为拱门防守带头人的约翰·哈格蒂（John Haggerty），是一名移民劳工、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因袭击罪服刑一年，六十三岁生日在监狱中度过。橙带党（Orange Order）参与者虽然也被追究，最终却没有像天主教被告那样被判有罪。[17]

新的政治争论接踵而至。支持联邦的塞缪尔·伦纳德·蒂利（Samuel Leonard Tilley）在1865年省选中失败，反对派认为新安排可能带来税负与竞争，削弱本省发言权。第二年政治局势逆转，联邦方案获得推进。报纸、议会和街头都在争论，港城的未来究竟该与哪些市场和政治力量相连。[19]

1867年7月1日，城里鸣炮庆祝，游行队伍穿过街道。加拿大图书档案馆（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的历史资料记载，游行经过反联邦社区时发生斗殴，报纸甚至报道有人不得不回家包扎伤口。新国家的诞生，在这里也带着地方政治的火气。[19]

到1867年加拿大联邦（Canadian Confederation）成立时，河口已经拥有船厂、市场、教会与拥挤的住宅。帆船带来了财富，也运来了流亡与苦难。铁路和蒸汽正在改变贸易的方向，一座更大、更复杂的城市即将出现。

下篇预告：烈火、铁轨与被重新画过的城市。

主要参考资料

Stonehammer Geopark，Reversing Falls。科卢斯卡普与巨海狸段为口述传统转述。

Wolastoqey Nation in New Brunswick，Our History；市政府，Wolastoq Park；Bentley Street Archaeological Site；省旅游、遗产与文化厅2016—2017年报，第2页。一万二千余年为省域考古背景，不是本特利街遗址测年。

圣约翰市政府，Municipal Milestones，1604年条。

Parks Canada，Fort La Tour National Historic Site、加拿大历史地点名录的完整说明；George MacBeath，JACQUELIN, FRANÇOISE (Françoise-Marie)，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采用现行修订条目。城破后的若干叙事存在史料立场问题；本文不推定死因。

Parks Canada，The Great Upheaval、The End of the Village；新不伦瑞克省政府，Our Stories, Our People：1755。

UNB，Enoch Poor日记馆藏说明，1758年驻防背景；Parks Canada，Fort Howe；省政府1755年专题所附1758年河谷图像及说明。河谷战争的空间范围大于今日市界。

圣约翰市政府，History、Municipal Milestones；Parks Canada，First Meeting of the New Brunswick Legislature；DCB，LUDLOW, GABRIEL GEORGE。约一万四千人为年度迁入河口背景，不是建市时市内常住人口。

Journal of New Brunswick Studies，2024年16卷1期，宪章铭文讨论，印刷页79及图8；Christopher Francese、Meghan Reedy编，Vergil, Aeneid I 418–440，Dickinson College Commentaries，第437行。中文为本文译述；文学呼应不等于已取得选用格言者的动机自述。

UNB，Social Violence：Saint John 1785；Parks Canada，首次立法机关会议纪念。客栈只定位至国王街一带，未认定原建筑留存。

Zoe Louise Jackson，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1785 Saint John Royal Charter；James W. St. G. Walker，PETERS, THOMAS，DCB。彼得斯是迁徙推动者之一，不是1792年船队唯一领导者。

T. W. Acheson，The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Maritimes, 1880–1910，尤其第3—8页；Ged Martin，Geography and Governance: The Problem of Saint John (New Brunswick) 1785–1927。

Royal Museums Greenwich，Marco Polo，PAH8531、另一藏品说明；The Liverpool Nautical Research Society，The Bulletin，第56卷合订本，PDF第170页，记载船公司采用land-to-land六十八天；新西兰国家图书馆Papers Past，Daily Southern Cross，1852年10月22日，第2页，转引当年抵澳报道及乘客死亡。来源的锚地／港口计时仍有差异，本稿只用有明确口径的六十八天及不足半年往返，不使用“官方世界最快”。

Parks Canada，First Steam Fog Horn，1854、1859年及装置历史地位。

圣约翰市政府，Milford Randolph。1936年是该页记载的服务末年；具体渡口、班次及个别工人行程未补写。

Parks Canada，Partridge Island Quarantine Station。六百零一人指1847年疫情相关集体墓葬，不是岛上历年全部死者。

James M. Whalen，COLLINS, JAMES PATRICK，DCB。该条目结合“one daughter”与“posthumous child”，支持遗腹女儿；不写“双层铅棺”或永久葬在岛上。

Scott W. See，The Orange Order and Social Violence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Saint John，Acadiensis 13.1 (1983)，尤其第86—89页；1875年历史地图集，用作旧地名位置参照。正文未沿用未经确认的暴乱死亡人数。

ICCANB，Irish-NB Facts & Trivia；New Ireland NB，Irish Migration Within New Brunswick。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New Brunswick—Canadian Confederation，Post-Québec Reaction与Confederation, 1867两节。街头受伤为其所引报纸记述。

资料整理：2026年10月30日。社区位置采用今天可辨认的道路、水域和城区作范围说明，不代表历史聚落与现行行政边界完全重合。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新不伦瑞克」，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4Mjc3NDcyMg==&mid=2247487776&idx=1&sn=77bcf56b836dd5d5b3488841d5b0806e&chksm=eb958c8ddce2059b82876064d244328662c4a39f5fa26a497dcc46e7f198433a9137392c886e&scene=178&cur_album_id=4378684396283723780&search_click_id=